系统论的支持者指出，自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实现了经济系统、法律系统等从政治系统中分出，进而形成全社会功能分化的社会格局[42]。

特别是在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相当一部分法官的素质不适应新的庭审方式需要的条件下,某种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则成为必要。其意义不仅在于强化证据制度和引进抗辩制,而且在于从过分强调实体正义过渡到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并重,从而带动我国法律精神的变革,推动我国法制制度化建设的进程。

上述诸种非法律因素一般都不可能用精确的定性和定量表述加以完全的确定。私营企业的出现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等现象都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突破现行法律规范的典型例证。根据一般做法,法官通常在调查前就提出辞呈。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服务委员会可以拒绝有关法官的提升,拒绝给有关治安官延长合同。当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找不到可适用的条文时,法律原则就会作为审理案件的指针。

这种现象使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是可以被忽视甚至被突破的。作家们在不同时间先后执笔时,一定要考虑适当和调整两个原则,以便使小说的人物、情节和事态发展保持一致,使写作的笔法和文风也相互匹配。社会权利的非天赋性非常明显，正如学者所强调的：正义的领域和人权的领域只是部分重叠，而不是完全吻合。

科学的理论固然也需要借助前提假设，但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恰恰是因为这种假设是可以证明的，或者说，是可以通过逻辑或事实来加以验证的，但天赋人权论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德]沃尔夫冈·费肯杰：《经济法》（第1卷），张世明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104页。关键词：天赋人权论;自然权利;人权的正当来源;法学理论的自洽性 就现代社会的政治话语和法律理论而言，人权无疑是一种正当性、合理性的言说，以至于因为‘人权在现今的世界潮流中具有‘道德上的制高点以及‘政治上的正确之特性，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自外于人权的范畴;换言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宣称其政府是反人权的。天赋人权论恰恰脱离社会现实而谈论平等，甚至于将平等作为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法律公理，对于社会境况的改变，并不能产生实际的助益。

（二）权利的应然层次 启蒙思想家所说的天赋人权能否包含今天所言的所有权利？似乎不能。再者，天赋人权论采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模式，其预设的个人是孤立的、甚至是反社会的个体，这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

为此，在法学家们看来，平等必须被视为法的第一目的和最高目的。[美]霍金：《法律哲学现状》，费青译，陈颐勘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82页。这就说明，天赋人权并未给世人列出一张内容完整、无有缺漏的权利清单，它也不能给人们明定人权所会有的量和质。由于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的，他完满的天性就包括了最卓越的社会品德——正义;正义和权利是自然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理解为即使没有天赋人权论，人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其所拥有的生命、人身、财产等权利也是历代统治者所必须承认或事实上承认的（虽然程度有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19页。第二，忽视平等所依存的社会条件与经济基础，使平等成为正当奴役的借口。等理论的提出，也都是在肯认天赋人权论意义、价值、功能的基础上，寻找修正性和替代性方案。

对此学者评论道：霍布斯意义上的人，由其本性所定，是个一意孤行的、反社会的生物，他进入社会关系纯粹是为了自私的目的。并且还需指出的是，我们需要抱持理解的同情态度，对思想家们的言说能够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背景下来加以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5页。比如说，对正在行凶、抢劫的犯罪人，我们拥有正当防卫的权利，甚至可以行使刑法上的无限防卫权将其做掉，但对于一招即可制敌的情形，加诸伤害而造成的伤亡就会是理所当然的吗？答案肯定不是。

霍布斯明确指出：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个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是阐明人权的，哲学要求国家是合乎人性的国家。而一旦人们具有了上帝的观念，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普遍的自然法这一概念也就呼之欲出了[美]约翰·W.约尔顿：《洛克论自然法》，王涛译，载付子堂主编：《经典中的法理》（2011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54頁。然而，证诸人类的历史，这也绝非事实。总之，本不存在上帝所开列的人权清单，天赋人权也不会自发地规定于国家的法律之中而成为人们正当行动的资本。独自孤身一人，就如鲁滨逊滞留在荒岛上时，无需所谓权利;同样，当一个人的权利没有防范、主张的对象时，权利也没有任何意义。

第三，仅以机会平等作为平等的唯一内容，而忽视实质不平等所加诸社会的伤痛。，但所有的理论都必须是可验证、可证伪的。

那么，政治权利是自然权利吗？在法学界，德沃金是关注政治权利较多的法学家，他有关政治权利的定位，似乎也与自然权利的叙述无多大关联。当然，科学的理论应当排除信仰的因素，理性地考量理论自身的逻辑以及对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的解释力，从这个方面来说，天赋人权论确也存在需要检讨的余地。

起码一个可以揣测的理由就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虽然本质上是对神学的驱逐，然而上天上帝造物主在那个时代仍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存在，借助天赋人权的言说，无疑会增强人权神圣性、权威性的份量，而这恰恰为后世法制的公平、正义、文明、人道注入了无穷的活力。权利的成立、权利的内容、权利的范围、权利的发展都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拓展的。

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0页。人权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密切关联，这又大致可分解为几个方面：一是人权观念的普及与提升， 只有在人权观念较为成熟的社会，人权要求才会成为多数人的问题。参见张永和等：《中国大众人权观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二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三）天赋人权论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天赋人权论仅将人们视为被动蒙受上帝恩赐的受造物，这与现代思想观念上强调人的主体性理论不无矛盾。以上我们从理论建构、历史语境及法学理论三个方面，指出了天赋人权论这一学说在理论上可能会有的不严谨、不精密或者说总体上的不自洽之处。

应当说，启蒙思想家这种人的形象的设定，或许符合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竞私利的人的形象，如学者所指出的天赋人权论旨在与上帝造人、教会代上帝牧人的论调相抗衡，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争高下。由此而言，天赋人权论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

相反，天赋人权是对特权的全面否定，仅仅因为它要求的是最古老的、不可剥夺的特权，即作为人的权利。然而，将人权的基础假托于天的意志，在理论上难以说是圆满。

换句话说，如果权利可以大致划分为自然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大类型的话英国学者马歇尔对权利类型的划分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认为公民权利归于18世纪，政治权利归于19世纪，社会权利则归于20世纪。美国学者弥尔顿认为，对洛克自然法的使用必须结合天赋知识学说这一语境来理解，诸如洛克所提到的对此所有认为自己是一个人的人都会认可的如果一个人合理地使用自然赋予他的官能，他无须他人的帮助就可以自己认识到某种真理以及如果人能够恰当地运用他的理性和自然赋予他的其他天生的官能，他就可以获得这个法的知识，无须任何教导者来指示他的责任等语，表明自然法学说和天赋人权论都与天赋知识学说之间存在亲近性。但是，以机会平等来诠释平等的全部内容是明显不足的，原因在于：首先，机会平等并未顾及到初始条件的平等，就如给予一位身强力壮者与残疾人士公平地参与竞赛的机会，但由于身体条件本身的巨大差异，可想而知这样的竞赛结果难以令人信服就是公平。但问题在于，虽然可以承认有自然权利的存在，但并不是所有的人权按定义来说都是自然权利[美]J. 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现代社会哲学》，王守昌、戴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然而，以今日法学理论的眼光观之，天赋人权论多少显得不足。刘文彬：《西洋人权史──从英国大宪章到联合国科索沃决议案》，五南图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页。

缺乏人权观念，人权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但至少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别，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都逐渐消失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的最完备形式。

革命导师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常被人们所引述，那就是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2页。